规训与抵抗：“笑的权利”分配背后的情感政治、阶级逻辑与身体伦理

规训与抵抗：“笑的权利”分配背后的情感政治、阶级逻辑与身体伦理

 

摘要

 

本文以“为何下贱之人无权笑脸常开”这一核心诘问为起点，从情感政治学、社会等级理论与身体伦理学交叉视角，系统剖析“笑”作为象征资本的分配机制、“情感规训”的历史演化与技术迭代，以及底层群体的隐性抵抗策略。通过梳理从清代“贱民表情禁令”到当代AI表情监控的跨时空案例，结合布迪厄“象征暴力”、福柯“规训机制”等理论，揭示“笑的权利”剥夺本质是阶级统治的情感化延伸，而“偷笑”“发疯文学”等抵抗实践则构成了情感解放的微观路径。研究发现，“正规式”笑容模板本质是权力构建的“情感脚本”，其背后隐藏着从法律条文到算法评分的完整规训体系，而夺回“笑的自主权”——包括哭、发呆、不笑的权利——是突破情感压迫的核心命题。

 

引言：被追问的“笑”——一个关于权利分配的底层诘问

 

“为什么下贱之人无权笑脸常开，只能偷偷的笑？为什么不遵循'正规式’就不能幸福活着？”这组充满愤怒与困惑的追问，直指现代社会被遮蔽的情感不平等：当“笑”不再是生理本能的自然流露，而成为需经权力许可、符合阶级标准的“特权行为”，其背后折射的是情感资源与身体自主权的阶级化分配。

 

从清末“堕民不得露齿笑”的律法条文，到当代外卖骑手“八颗牙微笑打卡”的算法考核；从样板戏中“嘴角上扬30°±2°”的规定笑容，到直播平台“PK失败方必须哭丧脸”的流量规则，“笑”的形态、时长、场合始终被权力严格界定。这种界定并非偶然——正如布迪厄在《区隔》中指出的，审美趣味与身体实践是阶级统治的再生产工具，“笑”作为最直观的身体语言，自然成为权力争夺的核心场域。而思想家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提出“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，恰以水的自由形态反衬“正规式笑容”的僵化，暗示自然情感本应如流水般无拘无束，却被权力强行框定了流动的轨迹。

 

本文将围绕“笑的权利分配”展开三层追问：其一，权力如何通过法律、文化、技术手段，构建“笑的阶级壁垒”？其二，底层群体在“无权笑”的困境中，如何发展出隐性抵抗策略？其三，“反正规式”的情感实践，能否成为突破阶级压迫的新路径？

 

一、权力规训：“笑的阶级壁垒”的三重构建

 

（一）法律-制度层面：从“贱民表情禁令”到“标准化微笑规范”

 

权力对“笑”的规训，最早可追溯至阶级社会的法律条文，其核心逻辑是通过限制底层群体的“愉悦表情”，强化社会等级差异。清代《清会典事例》卷753明确规定，“堕民”“丐户”等贱民群体“不得穿红、不得露齿笑”，若有违反，“杖六十，罚银五两”——这种将“笑”与“越阶”直接挂钩的律法，本质是将情感表达纳入阶级秩序的管控体系。无独有偶，193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《工部局规章》也对乞丐做出“不得作欣喜状”的规定，理由是“恐妨公众同情疲劳”，实则是通过剥夺乞丐的“笑权”，维持其“值得同情的底层形象”，避免阶级矛盾的激化。

 

进入现代社会，法律层面的“表情禁令”逐渐转化为制度性的“微笑规范”，但其阶级逻辑并未改变。2023年《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公告No.7》发布的“服务业从业人员微笑服务规范”，要求餐饮、零售、交通等行业从业者“微笑时露6-8颗牙，嘴角上扬角度15°-30°，单次微笑时长≥3秒”；某市地铁公司更细化出《窗口人员表情管理考核表》，将“日微笑次数不少于80次”纳入绩效评分。这些看似“中性”的标准，实则将底层服务者的情感异化为“职业工具”——他们的“笑”不再为自身愉悦而发，而是为满足上层消费者的情感需求、符合企业的效率目标而存在，本质是情感资源的阶级剥削。正如历史学家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所言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从清代贱民表情禁令到当代标准化微笑，跨越百年的“笑的规训”恰恰印证了阶级统治在情感领域的延续性，只是规训的载体从律法条文变成了制度规范。

 

（二）文化-符号层面：“正规式”笑容的意识形态塑造

 

如果说法律制度是“笑的规训”的硬约束，那么文化符号则是软控制，其核心是通过构建“正规式”笑容模板，将情感表达纳入意识形态框架。阿多诺在《文化工业》中批判道，标准化的文化产品会塑造标准化的情感模式，而“正规式”笑容正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。文人学者木心曾犀利指出“没有审美力是绝症，知识也解救不了”，而“正规式笑容”对审美多样性的扼杀，恰是将底层群体推入“情感绝症”的推手——权力将单一的“露齿笑”“优雅笑”定义为“美”，否定底层群体“大笑”“憨笑”的审美价值，本质是对其审美力的剥夺，使其沦为情感表达的“失语者”。

 

中国样板戏的“规定笑容”堪称文化规训的极致案例。根据中央戏剧学院1974年《样板戏表演规范手册》记载，《红色娘子军》中吴清华的“解放后笑容”需满足“嘴角上扬30°±2°，牙齿暴露不超过4颗，眼神需坚定无笑意”，这种精确到度数的笑容要求，本质是将个体情感转化为“革命意识形态”的符号载体——笑容不再是个人愉悦的表达，而是“阶级解放”的政治宣言。

 

当代社会的“正规式”笑容则更多与“成功学”“消费主义”绑定。职场培训中的“商务微笑”“服务微笑”，社交媒体上的“网红微笑”“拍照微笑”，本质都是资本与权力共同塑造的“情感脚本”。戈夫曼在《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》中提出的“前台/后台”理论，恰好解释了这种笑容的表演性——在“前台”（工作场合、社交场景），底层群体必须按“脚本”表演“正规式”笑容；而在“后台”（私人空间），他们才能卸下伪装，流露真实情感。这种“表演性微笑”不仅消耗着大量情感能量，更强化了“符合模板才是正常、幸福”的意识形态，让不符合标准的人自动沦为“情感异类”。

 

（三）技术-算法层面：AI监控下的“情感量化统治”

 

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，权力对“笑”的规训进入“算法时代”，其特点是通过AI技术实现“情感的量化与监控”，规训更为隐蔽、精准。2024年某跨境电商平台推出的“AI表情质检系统”，通过摄像头实时识别客服的面部表情，若“微笑时长占比＜60%”“嘴角上扬角度＜15°”，系统会自动触发警告，扣除绩效分数；某外卖平台的“微笑打卡”功能，则要求骑手每日开工前上传“露齿笑”照片，由AI识别合格后才能接单。

 

这种“算法化的情感规训”，本质是将底层群体的情感转化为可量化、可管控的数据，实现“情感劳动”的最大化剥削。霍赫希尔德提出的“情感劳动”概念，在此处得到了新的延伸——传统的情感劳动尚需个体主动“伪装情绪”，而AI监控下的情感劳动，则是通过技术手段“强制情绪”，个体连“伪装”的自主权都被剥夺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警示“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不会消失，它们只是被活埋，并将在未来以更丑陋的方式涌现”，这一论断精准预言了AI强制微笑的危害：底层群体被压抑的真实情绪（如对规训的愤怒、对工作的疲惫）不会凭空消失，反而会在长期压抑中积累，最终可能通过抑郁、职场对抗等“丑陋方式”爆发，这正是情感规训反人性本质的直接体现。

 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算法还会通过“评分体系”制造“情感内卷”：某外卖站点数据显示，当“微笑评分”与接单量挂钩后，骑手的“日均微笑次数”从20次飙升至120次，许多骑手因“笑肌疲劳”出现面部酸痛，但为了不被淘汰，只能继续“表演微笑”。这种“数据驱动的情感异化”，让底层群体的身体与情绪彻底沦为算法统治的工具。

 

二、弱者的武器：底层群体的“情感抵抗”实践

 

面对权力对“笑的权利”的剥夺，底层群体并未完全屈服，而是发展出一系列“隐性抵抗”策略。这些策略不像革命运动那样激烈，却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中，悄悄夺回着情感的自主权，构成了斯科特所说的“弱者的武器”。

 

（一）“偷笑”：不可见的情感自由

 

“偷偷的笑”是底层群体最原始、最普遍的抵抗方式，其核心是通过“隐藏笑容”，避开权力的监控，实现情感的自主表达。清代文人李斗在《扬州画舫录》中记载，扬州“堕民”在私下聚会时，会“掩口而笑，不敢露齿”——这种“掩口笑”既是对“不得露齿笑”律法的规避，也是对情感压抑的无声反抗。

 

当代社会的“偷笑”则更多与“后台空间”绑定。2021年北京某外卖站点的田野调查显示，骑手们在早会结束后，会躲在配送箱旁、楼道角落等“监控死角”，互相分享笑话，“咧嘴笑”“笑出眼泪”成为常态；但当站长或摄像头出现时，他们会立刻收敛笑容，恢复“标准微笑”。这种“前后台的笑容切换”，本质是通过“空间区隔”，为自己保留一块“情感自留地”——在权力不可见的“后台”，他们的笑不再是表演，而是真实的情感释放。哲学家尼采曾说“凡不能杀死你的，终将使你更强大”，权力的监控与惩罚虽能限制“笑”的可见性，却无法磨灭底层群体对情感自由的渴望；反而在一次次“偷笑”的实践中，他们的抵抗策略愈发成熟，对情感自主权的坚守也愈发坚定。

 

德塞都在《日常生活实践》中指出，底层群体通过“绕道”“隐藏”等日常实践，能消解权力的规训。“偷笑”正是这种实践的典型——它不直接对抗权力，却通过“不被看见”，拒绝将情感纳入权力的管控体系，在缝隙中生产着短暂的情感自由。

 

（二）“发疯文学”：对“正规式”的戏谑解构

 

如果说“偷笑”是“逃避式抵抗”，那么Z世代的“发疯文学”则是“进攻式抵抗”——通过夸张、荒诞的情感表达，直接解构“正规式”笑容的严肃性与合法性。2023年，“发疯文学”在社交媒体上爆发式传播，其核心特征是“不按逻辑出牌的情感宣泄”：从“我笑到打鸣，邻居报警说我扰民”的夸张表述，到“笑着笑着突然哭了，哭着哭着又笑了”的混乱情绪，再到“不想笑，也不想哭，就想发呆到天荒地老”的消极抵抗，这些内容都在打破“幸福必须是微笑”“情绪必须稳定”的“正规式”模板。

 

“发疯文学”的抵抗性，体现在它对“情感标准化”的嘲讽。传统的“正规式”笑容要求“愉悦时必须笑，悲伤时必须哭”，而“发疯文学”则故意混淆情绪边界——笑着表达愤怒，哭着表达开心，用“不合逻辑”的情感表达，撕开“情感脚本”的裂缝。作家鲁迅在《自嘲》中写下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这种不向强权妥协的态度，恰是Z世代用“发疯文学”对抗规训的精神内核：面对权力的“千夫指”（要求按模板微笑、按标准表达情绪），他们以“横眉冷对”的姿态拒绝妥协，用荒诞的文字坚守情感真实，不愿沦为“情感表演”的工具。

 

某社交平台数据显示，使用“发疯文学”的用户中，72%是18-30岁的底层年轻人，他们大多从事服务、电商、外卖等“情感劳动密集型”行业，“发疯文学”成为他们释放情感压力、反抗“微笑规训”的重要方式。除了文字，“发疯表情包”也是抵抗的重要载体。那些“嘴角歪到耳根的笑”“一边笑一边流泪的脸”“面无表情比耶”的表情包，故意打破“标准化微笑”的审美，用“丑”“怪”“乱”的形态，对抗“必须美、必须甜、必须积极”的情感要求。这种“以丑抗美”的策略，本质是通过否定“正规式”的审美标准，夺回情感表达的自主权。

 

（三）“不笑权”：消极抵抗中的情感解放

 

在“必须笑”的规训压力下，“不笑”本身也成为一种抵抗——拒绝表演微笑，拒绝迎合权力的情感要求，这种“消极抵抗”看似无力，却蕴含着深刻的情感解放意义。2023年“00后打工人拒绝微笑打卡”事件，正是这种抵抗的典型：某互联网公司要求员工每日上传“微笑自拍”，几名00后员工集体用“面无表情自拍”替代，理由是“我今天不想笑，这是我的权利”。事件引发热议后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主张“不笑权”——在工作中拒绝“强制微笑”，在社交中拒绝“假装开心”，在拍照时拒绝“硬挤笑容”。

 

“不笑权”的提出，本质是对“情感异化”的反思。霍赫希尔德在《心灵的整饰》中指出，当情感表达成为“职业要求”，个体就会与自己的真实情感疏离，陷入“情感异化”。而“不笑权”的主张，正是要打破这种异化——承认“不想笑”是正常的，承认“情绪低落”是合理的，拒绝将情感异化为满足他人需求的工具。佛家慧能曾说“不是风动，不是幡动，仁者心动”，这一观点恰好能解读“不笑”的本质：权力认为“不笑是对抗”，实则是个体“心动”（真实情绪）的自然选择——今天没有愉悦的心情，所以选择不笑；不想迎合他人的期待，所以选择不笑。这种“不笑”无关对抗，只是情感表达自主性的体现，其根源在于内心的真实感受，而非外部权力的压力。

 

农村留守老人的“不笑实践”则更具代表性。某乡村田野调查发现，留守老人在面对村干部、志愿者时，常常“面无表情”，既不笑也不哭。他们解释说：“笑了怕被说'不知足’，哭了怕被说'添麻烦’，不如不笑不哭，自在。”这种“中立表情”看似消极，实则是对“必须感恩”“必须乐观”的情感要求的无声反抗——他们用“不表达”，拒绝成为权力眼中“合格的底层形象”，保留着最后的情感尊严。

 

三、理论对话：“笑的权利”争夺背后的深层议题

 

（一）情感政治学：“笑”作为权力的符号载体

 

从情感政治学视角看，“笑的权利”争夺本质是权力的符号博弈。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提出，权力通过“可见性”实现规训——让“合格的”身体实践被看见，让“不合格的”被隐藏或惩罚。“正规式”笑容正是这种“可见性权力”的载体：符合标准的微笑会被奖励（绩效加分、好评、认可），不符合标准的则会被惩罚（扣分、批评、淘汰），通过这种“奖惩机制”，权力将情感表达纳入自己的管控体系。

 

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在《逍遥游》中提出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”，这一思想恰是对“可见性权力”的批判——“正规式笑容”要求个体“有己”（符合模板，成为权力可识别的“合格者”）、“有功”（通过微笑获得绩效奖励、社会认可）、“有名”（成为他人眼中“积极、专业的人”），而“至人”的情感自由恰恰是“无己、无功、无名”：不被模板定义，不为奖励表演，不因他人评价改变，无需按权力标准塑造自己。底层群体的“偷笑”“不笑”“发疯笑”，正是对“可见性权力”的消解——“偷笑”是让“不合格的笑”变得不可见，避开权力的惩罚；“不笑”是拒绝提供“合格的情感符号”，让权力无法对自己进行“情感评分”；“发疯笑”是制造“混乱的情感符号”，让权力无法对其进行“标准化解读”。这些实践都在打破“可见性权力”的垄断，为情感表达争取更多空间。

 

（二）社会等级理论：“笑的形态”作为阶级标识

 

布迪厄的“阶级区隔”理论，为理解“笑的阶级壁垒”提供了关键视角。布迪厄认为，不同阶级的身体实践（如姿态、表情、语言）是“文化资本”的体现，而“文化资本”会进一步强化阶级差异。“笑的形态”正是这种“文化资本”的重要组成部分——上层阶级的“优雅微笑”（嘴角轻扬、不露齿、眼神温和）被视为“有教养”的标志，而底层群体的“大笑”“露齿笑”“疯笑”则被贴上“粗俗”“没文化”的标签。

 

这种“笑的阶级标签”，本质是阶级统治的再生产工具。通过将上层阶级的“笑”定义为“高级”，底层阶级的“笑”定义为“低级”，权力在文化层面构建了“笑的阶级壁垒”——底层群体若想“向上流动”，不仅要积累经济资本，还要模仿上层阶级的“笑”，这种“情感模仿”本质是阶级压迫的延伸。正如历史学家司马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的治学理念，从清代“堕民不得露齿笑”的阶级歧视，到当代“服务行业必须露齿笑”的职业要求，“笑的形态”始终是划分阶级边界的隐性标尺，只是压迫的形式从显性律法转向了隐性文化。

 

而底层群体的“反正规式”笑，如“露齿大笑”“发疯笑”，则是对这种“阶级标签”的反抗——他们拒绝模仿上层阶级的“优雅笑”，坚持自己的“粗俗笑”，本质是对“文化资本垄断”的否定，主张“情感平等”。文学家王尔德曾说“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”，底层群体的“反正规式”笑，正是在“情感规训”的阴沟中，仰望“情感自由”的星空：即便被贴上“粗俗”的标签，也要坚守真实的情感表达，不向阶级化的审美标准妥协。

 

（三）身体伦理学：“笑的自主权”作为身体尊严的核心

 

从身体伦理学视角看，“笑的权利”本质是“身体自主权”的一部分——个体有权决定自己何时笑、如何笑、是否笑，这种权利是身体尊严的核心。当权力剥夺个体的“笑的自主权”，要求其按“模板”表演情感时，本质是对身体尊严的侵犯。

 

当代AI表情监控的“情感量化统治”，更是将身体尊严推向深渊——AI通过摄像头、传感器实时监控个体的面部肌肉运动，将情感转化为数据，这种“身体数据化”让个体彻底失去对身体的掌控权。正如哲学家韩炳哲在《透明社会》中批判的，“透明社会”中的监控会剥夺个体的“私人空间”与“身体隐私”，而AI表情监控则进一步剥夺了“情感隐私”——个体连自己的内心情绪都无法隐藏，必须暴露在权力的监控之下。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的观点“向外看的人在做梦，向内看的人才是清醒”，恰是对这种异化的深刻反思：追求“向外看”（符合权力标准的笑、满足算法要求的情感）的人，是在做“情感表演”的梦，陷入与真实自我疏离的异化；而“向内看”（关注自身真实情绪、坚守情感自主权）的人，才能保持清醒，守住身体与情感的尊严。

 

而底层群体的“情感抵抗”，无论是“偷笑”“发疯笑”还是“不笑”，本质都是对“身体自主权”的夺回——他们通过“偷笑”保留私人情感空间，通过“发疯笑”打破情感表演的枷锁，通过“不笑”拒绝情感异化，这些实践都在坚守同一个核心：身体是自己的，情感是自己的，无需按他人的标准定义，更不应成为权力或算法统治的工具。

 

结论：夺回“笑的权利”——情感解放的可能路径

 

当权力规定“谁能笑、如何笑、何时笑”时，“笑”就不再是简单的生理反应，而成为象征资本的流通货币、阶级统治的情感工具。从清代“堕民不得露齿笑”的律法，到当代AI监控下的“微笑打卡”，权力对“笑的权利”的剥夺从未停止，其本质是通过情感规训，维持社会等级秩序。诗人鲁米曾发问“你生而有翼，为何竟愿一生爬行？”，这句诘问恰是对底层群体情感状态的深刻隐喻——人生来拥有自由表达情感的“翅膀”，却在权力规训中被迫“爬行”，放弃笑的权利、隐藏真实情绪。

 

但底层群体的抵抗也从未停止——从“偷偷的笑”到“发疯文学”，从“拒绝微笑打卡”到“主张不笑权”，他们在日常生活的缝隙中，悄悄夺回着情感的自主权。这些抵抗或许微弱，却蕴含着情感解放的可能：真正的情感解放，不是创造新的“正规式”笑容模板，而是打破所有模板的束缚；不是要求每个人都“开心地笑”，而是承认“笑、哭、发呆、不笑”都是平等的情感权利；不是将情感异化为工具，而是让情感回归其本质——个体内心的真实流露。正如思想家罗曼·罗兰所说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”，底层群体在认清“情感规训”的真相后，依然坚守对情感自由的热爱，这种坚守本身就是一种英雄主义。

 

正如本文开篇的诘问，“为什么下贱之人无权笑脸常开”，答案或许就藏在抵抗的实践中：没有人生来“无权笑”，“笑的权利”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身体尊严。当更多人开始拒绝“强制微笑”、主张“不笑权”、拥抱“真实情感”时，情感的阶级壁垒就会逐渐瓦解，真正的情感平等与解放才会到来。而这，或许就是“笑的权利”争夺背后，最深刻的时代意义。

 

参考文献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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